日前，有自媒体文章称上海“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持‘安乐死’”，甚至称“上海有全国唯一一家‘安乐死’医院”。媒体记者求证发现，这篇自媒体文章就是借“安乐死”吸引眼球，其实是对“临终/安宁疗护”的误读。“安乐死”这个词能成为吸引眼球的抓手，也说明虽然日常出现频度不高，“安乐死”三个字仍然刺耳和敏感。而“临终/安宁疗护”被误读为“安乐死”，也与临终关怀在当下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在意、关注的领域，但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相当长时间里鲜有更大的突破性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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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安乐死也仍然具有较高敏感度。从安乐死概念提出到现在已历经数百年，人类社会取得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发展，诸多从前不可能想象的事得以成为现实，诸多此前的忌讳得以脱敏。但不同社会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都是极为审慎，甚至可以说是保守的。算上2021年通过安乐死法规的西班牙，出台安乐死法规的国家不过区区五个而已。这足以说明，“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力，在全球都是巨大的，“安乐死合法化”也远谈不上代表了进步倾向。

对安乐死争议持续至少百年，词语仍然未能完全脱敏，那些反对的意见也不必一一罗列，自然都有强大的合理性。争议所涉领域，自哲学、宗教到司法，又因不同社会传统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议题的高度复杂性。

但有一点也不可否认，尽管出台安乐死法规远不是主流，但人类对临终关怀的需求确实是在迅速增长。在美国，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2022年公布的数据，80%的人都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能呆在家中。然而，60%的死亡都发生在医院，20%在养老院，另外20%在家中。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在生命晚期接受到临终关怀的服务。在中国，根据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所分享的数据，2018年，中国接受临终关怀的人数比例仅有0.3%。

美籍印裔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说：“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并且已经重演了千百万次。”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也是海德·瓦莱奇在《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中所注意到的，“多数美国人并非死于感染、创伤或其他短时间内致人死亡的疾病，而是被许多慢性疾病夺去了生命。这些慢性疾病并不会晴天霹雳般击垮一个人，而是长期侵蚀人的身体和心智，直到最终死亡。令人沮丧的是，这些疾病中的大多数患病人数都在上升。也许，这些新出现的慢性疾病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说明医学在延缓死亡这件事上失败了，而是说明其取得了成功，因为人们活得足够久，可以患上这些疾病。”

因为医学的昌明和“成功”，人类面对死亡的情境与百年前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死亡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往往被人力变得漫长，并且附带增加了痛苦。

这当然不是医学发展的罪过，更不能由此认为放弃抢救是更明智的选择，但也不妨说，人类在短短一两百年时间里大幅增加了平均寿命，可在很多方面似乎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来减轻那些令人不适的影响。一个迟早将浮现出来的问题是，要到什么时候，人类面对死亡的情境变化，会大到足以影响到相关制度、法条的讨论。

事实上，即便在安乐死，在中国也并没有变成一个敏感到不可触碰的议题。2014年，就有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披露，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

当然，目前很难想象当下会在安乐死合法性问题上有“狂飙突进”的变化。“安宁疗护”与“安乐死”之间仍然有着定义上的明确界限。2020年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规范》早就明确定义，安宁疗护是指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等症状为疾病终末期或临终患者提供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从而提升患者生命质量、减轻家属心理哀伤，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可以说，安宁疗护主要是提供增量服务。

在一篇相关的报道中，曾提到一个年轻的临终患者。在前期治病阶段，患者的母亲接连遭遇丧父、丧偶，独自承担起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为了省钱，母亲总是步行买药买菜，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患者时而嚎啕大哭，时而大发雷霆，也唯有母亲一人承受。一时难以分清楚，谁更需要关心。

这个患者的遭遇令人难过。但在医院肿瘤科、放射科病房陪护日久的患者家属都知道，类似的甚至更令人绝望的故事每天都有。困境与绝望是具体的，而且更为私人，很难讲述，也不容易代入与共情。即便有安宁疗护，所能解决的也只是一部分。

尽管上海所谓建有全国首家“安乐死”医院纯属误读，但在临终关怀、安宁疗护方面，上海确实走在全国前面。对矛盾与问题的判断，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对上海在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上所做的相关创新、探索，社会也应该采取更为善意、包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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