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鼠头鸭脖”事件，现已水落石出。江西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6月1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里，学生吃出的异物，确系鼠头。

事实既已认定，我原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随即注意到（当然也不意外），有一种声音认为，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真相，得归功于上级秉公调查。这很契合国人的“青天”情结，然而这真的是问题的关键吗？

不妨回头来想一下，这次“指鼠为鸭”为何会失败？它本来有机会成功瞒天过海吗？

(相关资料图)

答案恐怕是：如果不是网络舆论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它原本确实极有可能不了了之。实际上，这事竟然能引发全国关注，重创公共部门的公信力，这想必是处理此事的学院领导起初万万没想到的。

在危机刚爆发时，管理者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事实，处理相关责任人；二是否认事实，硬扛到底。

乍看起来，前者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这本来就是事实，也因为相比起后来的结果，这个损失也小得多了。然而，且不说这里面的利益链条使得校领导难以下手，食堂吃出鼠头，他自己能不用负责吗？

前一阵，武汉一位小学生在校内不幸被碾压致死，事发没几天，肇事的老师、正副校长均被免职。我一位朋友很诧异：“开车撞死人，被免职，这我能理解；但校长为什么要被免职？”

我想这是因为，国内普遍默认的是一种无限责任制，在这种情况下，校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校长都得承担责任。诸如河长制这样的制度安排，都是这种“权力承包”的安排：划定责任范围，由某人全权负责，出什么事也唯你是问。

这极大地方便了上级进行问责，但却也正因此，使得有关负责人有强大的动机去掩盖真相，理由很简单：就算没什么特别的利益牵扯，只要出事，那负责人也要受牵连，因为这是他没管到位。本来，这种负责制是旨在促使管理者更加尽心，但此时却吊诡地让他尽可能不负责任。

现在设想一下，那么万一出事，怎么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压制事态，否认存在问题，这样就可以不用担责。

这里的逻辑是：承认事实，自己也受牵连，不管是多大的牵连，概率上是100%的；但否认事实，只要能管控好事态，却有可能啥事都没有——虽然这个概率是50%还是80%说不准，但至少有可能。

这样，与此事直接相关的负责方，都成了临时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出事了他们都跑不了，只能硬扛到底。

要做到这一点，最为关键的，就是封锁消息。对学校来说，这似乎也不是难事：校园原本就更为封闭，一个处分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学生出于惧怕而闭嘴。只要定调“指鼠为鸭”，谁敢质问？既然都定调了，事情不就这么过去了？

他们失算的是：校园固然封闭，但校外的网络却是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开放生态。短短几天内，“鼠头鸭脖”就冲上热搜，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网上涌现出无数拿这个话题来开涮的段子、漫画，并被广泛看作是一个公然撒谎的恶例。

到这一步，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只是学校食堂内的的一起食品安全问题，而象征着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危机：在全国人民面前，他们竟然就这么睁眼说瞎话，这里面到底什么水这么深？

现在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如果仅仅把这归结为“青天”的明察，那么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认定，要如此大费周折？

回头来看，这些校领导在“指鼠为鸭”的时候，其实选择了高风险博弈策略：他们或许有50%的概率能压下去，安然过关，但一旦舆论哗然，事件的严重性大幅升级，那他们最终付出的代价比当初干脆承认食品安全问题还要大得多。

然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么一种策略，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这样的权力构造下，很少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他们只是因为失败才曝出，但无数的事不都这么压下去了？

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直到案发两年多后的1876年，慈禧太后下令将所有人犯、人证、承审官一并提解刑部审讯，才还两人清白：死者葛品连验尸证明并非中毒，而系病死，既然如此，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谋夫的指控就完全站不住脚了。问题是，为何两年多内无人做最基本的验尸？

这一案子之所以能翻案，除了浙江籍京官的关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上海《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在官府判决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以清廉刚正著称的名臣丁宝桢，当时却竭力阻挠平反，强调承办各级官员并无不是，甚至威吓刑部尚书桑春荣说，“如果这个案子要翻，将来没人做地方官了。”反过来，慈禧之所以谕令刑部彻查，除了舆论压力之外，也是借此整顿地方。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事件中，未必是“好人坏人”的问题，甚至也并不只是“正义”的问题，更多的倒不如说是不同层级的权力博弈。或许也正因此，中国社会直到现在也没能摆脱那个历史的循环，因为即便一时败露，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如果要说有什么教训，那也许是：下次要小心一点。

由此也可见，对普通人来说，“青天大老爷”是靠不住的，真正重要的是有一个至少相对独立的发声渠道。这确实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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